前言 (第2/2页)
　　
　　总观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创作，从早期的清秀隽永到中期的质朴腴厚，到后期的激进深邃，无不显示出他独特的艺术风貌和审美情趣，无不与时代息舷相通，正像他的老朋友杨振声说：“他的散文，确实给我们开出了一条平坦大道，这条道将永远领导我的自迩以至远，自卑以升高。”（《文讯》１９４８年９月９卷３期）
　　
　　三
　　
　　杨振声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中说：“近代散文本早已撕破了岸然道貌的假面具，摘去了假发，卸下了皂袍，它与一切问题短兵相接，与人生日常生活相厮混，共游戏。一句话，它不再装腔作势，去为传道者与说理者作工具，而只是每个人宣情达意的语言符号…。”他又说：“朱自清的散文都做到了，不但做到，而又做得好，所以他的散文，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便已在领导着文坛。”杨振声所说的朱先生在“领导着文坛”，就在于他的散文具有了“宣情达意”的美学牲征。也正如朱先生自己在《〈背影〉序》中说的：“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得要怎样写，便怎样写。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
　　
　　“意在表现自己”，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散文创作的美学原则。朱自清提出这一美学命题，既是时代的赐予，又有历史、现实的背景，更是根植于他的审美经验和理想基础上的创作实践。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散文的标榜与实施的是以“文以载道”为本位的散文观念。所谓“道”，是宣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伦理与道德观念，“文以载道”强调儒家思想的独尊、理性的至上。用理性制约着、束缚着、扼杀着作家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个体，尽管古代散文中不乏抒情小品，但它们是在被扭曲、被压抑的情况下出现的。至于公开提出“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则被视为离经叛道。“载道”的桎梏使散文简化为“八股文”的模式。因此，否定“文以载道”的观念，建立以作家个性为本位的散文观念，是“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必然，更是新文化之初散文革命的必然。朱自清在总结“五四”文化革命时说：“新文化运动接受了西洋的影响，除了解放文体，以白话代替古文之外，所争取的就是文学的意念，也就是文学的地位。他们要打倒那‘道’，让文学独立起来，所以对‘文以载道’说加以无情的打击。”（《论严肃》）“文学独立”以后，新颖的散文，解放了作者的个性，生动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文体意识，使其具有了“意在表现自己”的体制特征和审美价值。毫无疑问，朱自清“意在表现自己”散文美学原则的提出，是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反抗，是对现代散文美学的积极贡献。从此在现代散文史上建立了以作者个性为本位的现代散文观念，使一种抒情性的散文脱离了广义散文的母体新孕而生，揭示了现代散文表现作者人格色彩和精神世界的审美价值，确立了作家主体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对今天整个文学创作工程重建主体观念，呼唤“人”的意识，具有启示未来的作用。而朱自清之所以能率先提出“意在表现自己”的命题，是因为他从写作第一篇散文《歌声》到《背影》集的出版，就已经有了比别人更深的体验，我们考察一下他早期和中期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散文，就不难发现他那“意在表现自己”的轨迹，便能够信实地理解他的美学理想是他审美经验的升华和总结。在他的散文中，生动地抒写了他的禀性、气质、灵感、情思、嗜好、习惯、修养、人生经历和人生哲学，生动地表现了他的全部思想，全部的感情和全部的人格，活脱地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个性生命。朱自清散文包涵着与众不同的趣味和显示出历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其主要原因也是在这里。
　　
　　首先，朱自清的全部思想感情、人格，表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自尊意识。“五四”退潮以后，朱自清动摇了他最初建造“光明”的信念，产生了孤独和彷徨，出现了他的第一次心理危机，也就随之产生了他的“刹那主义”的哲学。为了摆脱自身的孤独和彷徨，不至于使自己沉沦颓废下去，他努力以积极态度看待人生，使自己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有独立之意义和价值”。他说：“因怅惆而感到空虚，在还有残存的生活时所不能堪的！我不堪这空虚，便觉得飘飘然终是不成，只有转向才可能较安心——比较能使感情平静。于是我的生活里便起了一个转机……便决定了我的刹那主义。”（《我们的七月》）十分清楚，朱自清的“刹那主义”实际上是为平复个人的心理危机，求得个人生命意义的充实和实现自我的价值，其实这正是他痛苦的自尊意识。他的理想幻灭之后，自尊、自重、自强、自爱是这时期他个人的强烈的精神需求。他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节观来约束、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求得自我人格的自洁和自尊。因此，强烈的自尊意义也就充溢流贯于他的一些散文之中。
　　
　　与俞平伯同泛秦淮河所作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他偷得片刻宁静时剖示内心的“现代的懊悔”。秦淮歌妓来与他俩纠缠不休，对此，俞平伯依照“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女人”的逻辑，持同情、超脱态度，所以事后还“怡然自若”；朱自清却十分认真、拘谨和自尊，既同情她们沦落风尘的不幸，又受到内心“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的诱惑和卖唱，陷入了理智和情感的“争斗”之中，一时竟然难以排解这袭上心头的苦恼，“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自尊意识流贯全文，并构成了这篇游记中矜持笃诚的人格色彩。
　　
　　朱自清的自尊，常常表现为在自我解剖中描画“思想感情中的争斗”，所以真实、诚恳，毫无矫作与伪饰。他敢于肯定思想中积极的东西，敢于否定思想中消极的东西，在肯定和否定中，和盘托出自己一颗多棱的灵魂。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的喧哗和骚动，使朱自清的灵魂为之震颤和瑟索。在《那里走》一文中，朱自清坦白地剖示他生命的第二次心理危机及其灵魂的胆怯。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他作出了躲进亭子间，研究国学的这第三条道路的抉择。面对反革命叛变后的一片黑暗世界和血腥萧条氛围，与他的绝望对应，燃烧起他的自尊意识，具体地说就是转向自身内心世界的解剖和审察。更多地考虑“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论气节》），即气节和情操，以洁身自好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加以追求。所以，朱自清这一时期的一些散文是意在表现人格理想的“自己”，即使在《荷塘月色》这样的写景散文中，也婉转地表达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自洁其身的意绪。朱自清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自怜自况，以它作人格思想的意象，赋予它自己的感情和灵性，因此他笔下的荷的形象纯洁、神圣、庄重、典雅。成为一种至真至善的境界，这便是朱自清的大革命失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创造和追求的具有自尊意识的人格美和理想。
　　
　　其次，朱自清在强化自尊意识的同时，也强化着他的博爱意识。自尊是爱自己，博爱是爱他人。从“五四”退潮到大革命失败，他的心一直受磨受难，感到在大时代里，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是“寻常人所难堪”的“苦在话外”。唯其一直处于心理失衡的状态，所以就需要用爱的琼浆玉液来滋润一颗寂寞、枯竭的心，用爱和泪广施于人，以排解自己的内心痛苦，以求得心理平衡。因此，他在他的散文天地里筑起了一个“爱”的天国。一方面，从人性、伦理、道德上，抒写自己博爱意识。这一组散文多写于大革命失败的前前后后，如《背影》、《儿女》、《给亡妇》、《冬天》、《哀韦杰三君》、《我所见到的叶圣陶》、《怀魏握青君》等多表现父子、夫妻、师生、朋友间的感情。朱自清从作为儿子、丈夫、父亲、老师、朋友所应有的伦理、道德及仁爱之心出发，检点自己在人伦关系中的生活细节，对自己的粗疏、随便、懈怠，表示深深的自责和无尽的悔恨。愈是自责自悔，愈是表示修善补过，便愈是宛然托出一颗诚挚、广博的爱心。《背影》是朱自清收到父亲那封“……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投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的信后萌动创作契机，文章通过当年父亲为自己买桔子的背影的忆念，倾吐了今天儿子对父亲的感恩图报之情。作者不是正面地、直接地评说这种感情，而是自审那时自己对父亲送行过程中不敬的思绪，——总觉得父亲与搬行李的脚夫讲价时“说话不漂亮”；他又是叮咛又是嘱咐茶房，“心里暗笑他的迂”等等，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太聪明了”，自责自悔是出于作者为人的人性、伦理、道德，更是出于自己对父亲的一片挚爱深情。灵魂的自尊更加反衬出对父亲的情之切切，爱之深深，反衬出远在他乡的儿子对父亲健康状况的忧愁，以及自己不能守在老人身边尽孝的痛苦。另一方面，用悲剧心理观照和描写人生，伴随着他“爱”的饮泣，使散文散发着人道主义的温馨气息。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哀伤沦落风尘的歌妓；《执政府大屠杀记》哀痛被无辜杀害的爱国学生和民众；《生命的价格——七毛钱》忧思五岁小女孩将一生失去“生命的自由”；《阿河》哀惜一位被社会遗弃而被卖来卖去的青年女子……
　　
　　自尊和博爱，是朱自清早期散文的两种主要形态，也是他思想、感情、人格的具体表现。他怀着悲剧性的心理为现代散文美学弹奏着美丽的心曲，淋漓尽致地披露了他的主观深层世界，裸露地再现他全部的生命空间，从而为现代散文提供了崭新的审美内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朱自清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在散文美学范畴提出了“意在表现自己”的命题，这是他对现代散文的突出贡献。
　　
　　杨振声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中又说“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一般最大的缺陷是对于文学所用的语言缺乏研究和努力”，但是朱自清先生“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很可观”。朱先生的“可观”的成就，突出地体现在“谈话风”的艺术语言的建树方面，这是朱自清散文创作的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也是朱自清对现代散文美学的又一大贡献。
　　
　　“五四”文学革命的初期，白话文虽然短短几个月内取代了文言文，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是新文学语言作为一个全新的艺术建构工程，其任务却非短期内就能完成的，甚至“五四”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尽管作家们都采用白话来写作新文学作品了，但很少有人用“真正的口语”来创作。当时的作家所使用的白话：一是半文半白的白话，即指含有大量文言成分的白话；一是所谓欧化的白话，那是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发生的，加之有些人积极提倡的所谓“欧化的白话文”、“欧化国语文学”（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因此正如杨振声说的，尽管“大家改用语体文了”，但却“不文不白”，“不南不北”，“不中不西”，“马马虎虎把语言这一关混过去了”。“混是混过去了，应用也勉强可以，可是缺乏了一件东西，那便是语言的灵魂。怎么说，它也不够生动，没有个性，又不贴近日常生活。这也就说明了新文学为什么打不进民间去。”杨振声是一语道出了这种语体的致命弱点：那就是“打不进民间去”。而这个致命的弱点也就势必导致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的隔膜，使新文学的读者群和影响的范围都相对地缩小了。
　　
　　与一般作家不同，朱自清是一个对汉语颇有研究的作家，对口语体语言的研究，是他语言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记述口语体语言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他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说：“用口语为的是求真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效果，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基于对口语体语言的研究，基于对“求真化俗”审美目标的追求，朱自清创作伊始，便注重北平的方言，以北平话做底子，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成分，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文学语言的口语化迈进，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堪称典范的独具个性的白话文学语言—“谈话风”的艺术语言。这种语言“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叶圣陶《朱佩弦先生》），虽说仍系知识分子化的口语，却亲切自然，鲜活上口，幽默风趣，雅俗共赏，这就使得他的散文比起当时一般作家的作品来，拥有更多的读者，缩小了新文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距离，而这正是朱自清高出于一般作家的地方，也是他为现代文学，尤其是为现代散文语言的建设所作的开拓性贡献。
　　
　　四
　　
　　应浙江文艺出版社之约，我们接受了编辑《朱自清散文全编》的任务。在编辑之前，我们反复讨论酝酿，取得的共识是：朱自清一生所写的散文数量很多，在一书中做到“全编”实属不易。但如不包括书评、序跋、杂文等，单就人们所称的“美文”这狭义散文而言，做到“全编”则是可行的。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就狭义散文而言编出一本真正《朱自清散文全编》。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一是做到无一遗漏，这是指不仅收集全了任何集子中朱自清的散文，而且，我们还尽最大努力发掘、查找一些散佚不见的散文，如本书中的《南行通信》和《南行杂记》两篇，是原来刊登在一九三○年七、九月间的《骆驼草》杂志上的，由于一直没有被收入朱自清散文的集子，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有被湮没的危险，这次我们从浩如烟海的旧杂志中把它们发掘了出来。二是对朱自清的一些广义的散文，如杂文、序跋、书评等，原则上不收，但也并非一概不收，而是作比较严格的取舍，酌情收入一些能反映朱自清重要思想、观点和生活的代表文章，让读者能通过这些文章更全面、立体地了解朱自清。三是全书仍按朱自清生前编定的散文集编排，以时间先后为序，一些散见于集外的散文另编于后，这样，更有利于了解到朱自清散文的原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朱乔森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为本书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姜建先生也为本书的编辑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应该说，这部书的出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尚感不安的是，不知我们的编辑思想是否合理？一些文章的取舍是否公允？所有这些，我们真诚地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１９＃５年７月于南京